时隔三年中日领导人再会晤，传递了哪些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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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泰国曼谷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双方团队经过磋商，就稳定和发展双边关系达成五点共识。

时隔三年举行的这次中日领导人会晤受到了广泛关注，双方对外发出了中日关系回稳改善的重要信号。经历了“疫情阻隔”，这两年中日关系遭遇诸多挑战。在此关键时刻，领导人交往再度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通过政治引领给中日关系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11月17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泰国曼谷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图/新华

“迟来”的中日领导人会晤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在9月29日纪念日当天，两国领导人互致了贺电，但此前预想的双边高层互访和会晤都未能实现。这背后固然有疫情因素的影响，更主要是源于日本涉华消极表现导致的两国关系气氛紧张。在8月初佩洛西窜访台湾引发的风波中，日方表现得格外“抢眼”，特别是日本政界利用台海局势推动防务安保政策调整，挑动民众危机意识，服务国内政治需要，严重恶化了中日关系气氛。

与此同时，受到国内政局动荡和经济下滑等因素的影响，岸田文雄内阁支持率不断走低。岸田执政地位不稳，在对华关系上既受到右翼保守势力的牵制，又希望通过对华高层外交来彰显政绩，提振民意支持。早在8、9月份，日本政府就已经通过媒体放风，希望尽早实现日中高层会晤。日媒透露，日方通过外交渠道与中方就“习岸会”进行了长时间的内部沟通协调。

11月17日的首次“习岸会”时间虽然不长，其重要意义在于通过高层引领稳定了两国关系大局，也向中日两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传达了正面预期。会见对外发出的政治信号是清晰的，一是重申了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及彼此基本政策取向没有变化；二是就管控矛盾分歧、坚持对话沟通达成共识；三是指明了坚持互利合作的双边关系大方向。尤其是中日双方就稳定和改善双边关系达成五点共识，这是自2019年6月中日领导人达成“十点共识”以来的首次，对于中日关系今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规范和指引作用。

“疫情阻隔”中的挑战

放眼全球，中日关系可谓是最为复杂特殊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间既有历史恩怨，又有现实矛盾，同时经济利益深度融合，人文交往密切。一方面，历史、钓鱼岛等重大敏感问题不时干扰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另一方面，两国互为最主要经贸伙伴，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对象国，中国更是连续15年稳居日本最大贸易伙伴。202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创下371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目前有3万多家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兴业。在新冠疫情前的2019年，中日双边人员往来突破1200万人次。

过去三年，新冠疫情给中日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疫情初期，中日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支持对方抗疫，出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不少感人佳话。但随着疫情长期化，中日人员交往几乎停滞，尤其是国际、地区局势日趋动荡，大国竞争和地缘对抗不断升温，深刻影响了日本对华认知和政策取向。

资料图

在认知层面，由于疫情下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叠加日元急剧贬值影响，中日经济总量差距不断拉大。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曾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心理冲击。短短12年后，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可望达到日本的4倍，短期内两国国力的急速消长，导致日本国内对华心态进一步失衡，防范戒惧心态占据主导。这也表现在日本国内各种“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各种民调中对华好感度都处于近年来的低水平。

在政策层面，随着日本政坛右倾保守化不断发展，煽动“中国军事威胁”成为保守政治势力推动修宪强军、谋求摆脱“战后束缚”的重要手段。在经济上，自民党政府利用民众对中国经济竞争的担忧，打着维护“经济安全”的旗号，鼓噪要配合美国对华“脱钩”“断链”，也影响了日企对华合作的积极性。从今年1至9月的贸易统计看，中日双边贸易额已经被中韩反超。

与此同时，日本对华负面认知和消极政策取向也产生反作用力，严重恶化了中国民众对日观感。尤其是今年以来日本加大对美战略依附和捆绑，积极配合美国对华竞争围堵战略，甚至冲在遏华第一线，在台海问题上挑动对抗，在地区经贸议题上竭力逢迎，引发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感和不满。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中日间政治安全互信缺失、国民感情对立的状况更加突出。

阶段性企稳回暖？

岸田文雄是日本自民党内重视对华关系的“宏池会”的会长，但岸田上台以来却没能继承本派传统，展现稳健派特色，对华政策上反而被党内右翼保守势力“绑架”。从当前日本所处的内外环境看，未来中日关系改善发展依然机遇与挑战并存。

岸田文雄 资料图

首先，中日关系或迎阶段性企稳回暖。从日本国内的反应看，向来热衷于炒作涉华负面议题的日本媒体普遍对这次中日领导人会晤作出积极正面评价，突出报道了双方共识，认为日中关系迎来改善契机。岸田在会见中表态积极，强调“日本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欢迎中国通过自身发展为世界作出积极贡献”，在台湾问题上重申“日方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做出的承诺没有丝毫变化”。这些也被视为日本对华态度出现积极变化。

此次达成的“五点共识”涵盖政治、经济、人文、防务和国际地区事务五大领域，高屋建瓴且具有针对性。只要双方能切实落实共识，积极推动“后疫情时代”的互利合作，加强民间交流，中日关系仍有大很改善发展空间。

其次，日本对华消极面将长期存在。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右倾保守化，加之受到美西方影响，日本对华负面认知根深蒂固 ，“竞争、防范和牵制”成为日本对华政策主基调。无论是推动“印太”合作还是“经济安保”战略，岸田政府内外政策中对华“牵制抗衡”色彩十分明显。深层次看，日本对华战略难以摆脱三重制约：美国的战略约束、政坛右翼保守势力坐大、民间负面涉华舆情。

第三，日本右翼势力动向值得警惕。当前日本国内政治保守化加剧，民粹化抬头，岸田内阁受到“统一教”丑闻和经济下行等因素困扰，支持率不断走低。未来岸田政府施政中来自右翼保守势力的牵制还可能增大，一旦执政陷入困境，不排除还会通过对外示强和炒作涉华议题来转移矛盾，减缓压力，中日关系仍有可能面临下滑风险。

未来中日关系何去何从，正如习近平主席会见时所指出的，需要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上“重信守诺、妥善处之”，也需要日方“坚持战略自主、睦邻善邻，抵制冲突对抗，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要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有一点现实必须认清：日本不可能通过对抗中国变得安全，但可以从对华合作中得到发展。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作者：项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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